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

星梦创作 · 发表于 2020-9-10 22:19:01

台湾由于海峡相隔，社会经济的开发长期滞后于祖国大陆，以致早期货币史演进的历程也相应大大滞后，并有其独特的个性，尤其是早期社会原住民①的居住区域内有否货币流通，始终不清。为此，本文拟对此作粗浅考证，请海峡两岸钱币学界给予指正。

一、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的经济概况

台湾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名称不一，秦代称瀛洲，西汉称东鳀，三国称夷州，隋代则称流求，宋代仍称流求，元代又称瑠球，明初称琉球，后改称小琉球，还有东番、鸡笼山、北港和台员、大惠、大员、大湾之称。三国东吴人氏沈莹《临海水土志》对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粗略的展示：“夷州(今台湾)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各有所召，取大空材十余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椿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原住民“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唯用鹿角予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储大器中以滴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肴”。“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如猪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饮之。以粟为酒，木槽储之，用大竹筒长七寸饮之。”原住民发生战斗，“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从上述的记载不难看出，1700多年前的台湾原住民乃以兽骨、兽角作武器，磨砺青石作利器装饰品，凿木作器具，过着原始社会生活。

唐、宋、元和明初的史籍文献，对台湾早期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虽有所增减，但大体略同，唯明末万历年间陈第所撰《东番记》，对台湾早期社会原住民的乡土风情描述较具体。陈氏系福建省连江人，明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603年1月19日)，随浯屿钦依把总沈有容入台剿倭，亲历台南，高雄一带原住民聚居的村社，通过实地考察，以所见所闻撰写《东番记》。该文曾为近代社会学家陈绍馨誉为“实不逊现代人类学家之调查报告。”现将陈第所著《东番记》所载主要情节摘录如后：

“东番夷人，……种类甚蕃。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长。子女多者，众雄之，听其号令。”

“无水田，治畲种禾，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华稍长，且甘香。采苦草，杂米酿，间有佳者，豪饮能一斗。时燕会，则置大罍团座，各酌以竹筒，不设肴。”

“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女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妇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为女可继嗣，男不足著代故也。”“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盗贼之森严，有则戮于社；故夜门不闭。禾积场，无敢窃。”

“山最宜鹿，*[亻+鹿]*[亻+鹿]俟俟，千百为群。人精用镖；镖竹棅，铁镞，长五尺有咫尺，铦甚；出入携自随；试鹿鹿斃，试虎虎斃；居常禁不许私捕鹿。冬，鹿群出，则约百十人即穷追之，既及，合围哀之，镖发命中，获若丘陵，社无不饱鹿者。取其余肉，离而腊之，鹿舌、鹿筋亦腊，鹿皮鹿角委积充栋。” “居岛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鱼则于溪涧，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始皆聚居滨海，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倭鸟铳长技，东番独恃镖，格弗格。居山后，始通中国，今则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今金门)诸沃，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環之类，易其鹿脯、皮、角。”

从明末《东番记》对台湾原住民社会经济的描述，可以判定：四百年前的台湾本岛原住民仍处于原始社会。彼时台湾原住民在捕鹿时用的镖为“铁镞”，铁的来源系与大陆商人通过物物交换取得的，并非自身熔炼，也未曾使用铁犁和铁斧之类的铁器耕作，不能视为铁器阶段。

二、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是否使用过货币

1．林、韩两氏著文认定曾使用贝币

林惠祥1930年发表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认定：“番族(即原住民)自占即以贝壳制成小粒扁圆珠，以为货币，并缝缀麻质之衣服上，以为最盛装之服。……其法先由海岸采拾贝壳——大都为子安贝——碎为相当之小片，然后一一穿孔，贯以麻线为短串，张于弓上，磨于砥石，使其棱角渐钝，终而成为扁圆之珠”。

韩西庵1951年发表的《台湾山地人民之经济生活》中认定：“山地各族人民关于货币的使用，最初用贝为币，泰耶鲁族称之为 Maiyun、拜湾族(现通称排湾族)称之为 Kajipa，系磨制一种鸡心螺或称芋贝(因贝形像芋，产深海中)而成；汉民族称之为螺钱，其价值约等战前之一日元。拜湾族人民往时曾盛此贝作为装饰品。兹瓯族，特别是阿里山山地人民，曾使用一种子贝(卵形，坚厚有光泽的沿海产贝类)。上述螺钱，据《台湾府志》记载，谓系昔时汉民族所制传人山地者。(注：即指清乾隆十一年[1746]范咸所主修之《重修台湾府志》而言，其中‘番社会风俗’云：‘螺钱皆汉人磨砻而成，圆约三寸，中一孔，以洁白者为上。每圆值银四、五分，如古贝式，各社皆然)另有一种小粒的珠，似亦系汉民所制，泰耶鲁族人称之为Kaka或Ahinu、Aha，径一分内外，长二分内外，状如圆管，中穿小孔，用麻线连贯如念佛珠，名Shina buhokan意谓‘珠条’，每串长度以自肩头至指尖为准，约二尺至二尺五寸。又以十环为一束，名Tonofu，意谓‘珠条束’。他们除用作货币外，缝缀在布上，大约在一方尺内外的长方形麻布上，满面缀E此种珠群，名Pintoanu，意谓‘珠裙’。还有一种珠衫，缀珠更多。整块珠裙，战前大约可值五、六日元，当然各族价值各有差异。大致珠衫一件值珠裙二件，珠裙一件值珠条五十串，再依大小长短为实际的评价。珠条是他们的货币单位，汉民族称之为珠群，实可称之为珠货。这种珠货，西部泰耶鲁族问，不久以前，尚在使用，诸如婚姻的聘礼、耕地及武器的买卖、不法行为的赎金等。又如屈尺、大井崁及五指山方向各族，至今尚用以为赔偿或结婚时赠与之品，惟已无人用作通货者。”“如土枪、锅、刀及菜刀等铁器，他们都很珍视。不久以前，接近汉民族的好几个泰耶鲁部族曾用作通货，现时虽已不可多见，但向红头屿的阿眉族收买夜光贝时，如果用径约数分、长约三尺的铁棒作为代价，他们还是非常珍视的。大约二十余年前(即1931年以前)，兹欧族、拜湾族、阿眉族之一部还都以铁器为通货使用。他如棉布，也用作通货。至于毛皮，如豹皮、羊皮等，同样可作通货使用。”

林、韩两氏均认定，台湾早期社会的原住民都使用过贝币。至于贝币的形态和制作表述各异：林氏认定以子安贝的碎片磨成扁圆周之珠，有穿孔，可用麻线贯穿之，缝缀在麻衣上，则成盛装。韩氏认定形态有三种：一是螺钱，圆形，径约三寸，中有小孔，用鸡心螺(也称芋贝)磨制而成，系汉民族加工制作的，每枚值银四、五分，以洁白为上；二是珠条，圆管状，径一分内外，长二分内外，中穿小孔，也系汉民族制作，可串成长条，缝缀在裙上为珠裙，缝缀在衣上为珠衫，一条珠裙在战前可值五六十日元，估计需缝缀珠条五六千枚；三是子贝，未作加工的天然子贝。台湾省文献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四经济志金融篇第二章“币制及货币流通量”，第一节第一项“先住民时期之货币”中，在引用林、韩两氏所叙后，明确表示：“本省先住民之货币，在长时期中，当系以贝、珠为主，但亦有以皮、布为之者，凡此皆属原始之实物货币，自不足以言币制，亦无从了解其流通量，且直迄晚近仍见使用”。

2．对原住民“使用贝币”的商榷

明末《东番记》对台湾原住民的描述，已表明台湾原住民在明万历三十年(1603)仍处于原始社会。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入侵台湾后，对原住民采取武力镇压和经济封锁的政策，由南而北对原住民居住的村社逐个进行清剿压服，历时二十余载，以致原住民的经济停滞不前。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兵驱逐荷兰殖民地者收复台湾之初，其部下杨英所撰写的《杨英从征实录》载：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八月，“奉旨南社(今云林县*[山+仑]背乡)，适登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亩，土民逐穗采拔，不识钩镰割获之便。一甲(十亩多)之稻，云采数十日方完。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之快，只用手□凿，一甲之园，必一月(缺七字)。至近水湿田，置之无用”。此时，祖国大陆已是清康熙元年，

这段记叙表明台湾原住民至明末清初还处于原始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人群有何货币使用?

商榷之一：贝只有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时才可称之为“贝币”。林氏称原住民“以贝壳制成的扁圆珠，以为货币，并缝缀于麻质衣服上，以为盛装之服。”这种小粒扁圆之珠，作为装饰品是显然的，至于如何作为商品交易的中介，未见表述。再看韩氏的表述：原住民“最初用贝币”，以鸡心螺磨制而成的称“螺钱”；以贝制成的圆管状小粒珠称之为“珠条”。“珠条”系货币单位，除作货币使用外，逢缀在布上则称之为“珠裙”或“珠衫”。特别要指出的是，所谓贝币“螺钱”和“珠条”均系“汉人(大陆移民)磨砻而成”，“传入山地”的。由于大陆移民需要换取原住民的土特产如鹿皮、鹿鞭和鹿脯之类，便迎合原住民之所好，用贝壳磨制成扁圆贝珠和圆柱形的贝条工艺品，用以交换原住民的山货。原住民视“螺钱”“洁白者为上”，将“珠条”贯穿缝缀在布上成为“珠裙”或“珠衫”，这一切都表明原住民视所谓的“螺钱”和“珠条”为装饰品，而不是当作货币。

韩氏还标明，一“螺钱其价值约等于战前之一日元”，“整块珠裙，战前大约可值五六十日元”，这应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螺钱”和“珠条”作为工艺品或收藏品的价格，而不是两种货币的兑换价。

商榷之二：贝演进为贝币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台湾本岛早期原住民以农业种植为主，自然条件虽优越，因生产技术落后，种植和收获耗时过长，以自给为准，在一个村社内，收获季节的稻谷堆放广场，无人偷窃。由于台湾岛地形狭长，南北最长394公里，东西最宽为144公里，所处经纬度略同，自然条件无多大差异，农业种植的作物品种，基本上无相互调剂的需求，致使村社内和村社之间的物物交换缺乏物资基础，其生产也难由自给自足转化为商品。由于原住民的群体来自多条渠道，有祖国大陆早期躲避战乱渡海的百越族，也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早期遭灾漂流而来的人群，他们很自然地以原有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分群居之，所形成的村社，也难以相互沟通，只得“老死不与他夷往来”，祈求平安。各村社之间既无来往，物物交换调剂有无之事，自然难以萌芽。

原住民唯一有剩余的山货为鹿角、鹿鞭、鹿脯、鹿皮等，由于捕鹿在村社之间各有猎场，一般是互不侵犯，在村社内又是群体狩猎，无论是村社内和村社之间，也是无彼此调剂的需求，而是用于对岛外来的客商和大陆移民作物物交换，以换取其自身无法生产而又需要的铁器、日用品和装饰品。这种物物交换最迟始于隋代初(公元七世纪初)，一直伸延至荷兰殖民者撤离台湾，历时千余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期间，对原住民各村社与岛外的物物交换予以严加控制，只允许移民中的社商采取承包形式，以日用品与原住民交换鹿皮等山货，其中可牟取八倍利润的鹿皮，责令商人全部转卖给荷兰殖民者。至于荷兰人与原住民之间的物物交换，日本人中村孝志所著《十七世纪荷兰人在台湾的采金事业》中，引用瑞士人赫皮特(Ai- brecht Herport)的调查报告称：“住在北部山中的住民，每年两次将砂金或未经制炼的金子送到某个地方，然后回去。于是另有人(指汉人)把衣类杂货等送到那里打算换取那些黄金，把那些货物放下以后，即行离去。等到原来的山地住民再次出现的时候，若认为那些货物抵得上自己送来的黄金，他就带着那些杂货回去，否则，就依然把黄金带回。隔不多久，后者再来，把留下那里的黄金或是杂货取去。荷兰也曾与住民们作过这样的交易。”中村称这种物物交换为“沉默贸易(Silent Trade)”。

物物交换是交换的原始形式，货币是在物物交换向商品交换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台湾早期社会的原住民只有村社对外界的物物交换经历，而村社内部和村社之间未见有物物交换的记载，即使有也只是偶而发生，至少还未形成群众性的物物交换，致使“螺钱”和“珠条”缺少演进为贝币的社会条件，只能停滞在装饰品的阶段，还不能称“螺钱”和“珠条”为贝币。

商榷之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可用来交换一切商品。韩氏认为，土枪、锅、刀、菜刀和径数公分、长约三尺寸的铁棒，以及棉布、毛皮如豹皮、羊皮等都用作通货。又说，向红头屿的耶阿眉族收买夜光贝时，用铁棒作为代价，他们还是非常珍视的。这实际是以铁棒与原住民交换夜光贝，系大陆移民与原住民之问的物物交换。铁棒对大陆移民来说，不是一般等价物——货币，而是产品(商品)；原住民对铁棒“非常珍视”，是需要用其加工成器具使用，不是货币。即使有多余的铁棒，也不能像货币持有者那样随心所欲选购商品，只有找到需要铁棒又持有其需要的物品，愿意交换的对象，才能实现其愿望。至于土枪、锅、刀、菜刀和棉布，以及豹皮、羊皮，都是物物交换的一方持有的物品，不能将参与交换的物品或产品视为货币。

三、台湾的早期货币史

台湾除原住民外，大陆也不断有移民进入。特别是澎湖与福建的泉州毗邻，至宋代，由于泉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澎湖也相应发展，朝廷将澎湖划归为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并实施中央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泉郡志》记载：澎湖“城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州之外”，“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南宋乾道元年七年(1171)，泉州知府汪大猷为加强海防，特在澎湖建造兵营二百间，派官兵长期驻守。考古工作者在澎湖还发现多处“宋墟”遗址，出土宋代瓷片和钱币，表明宋代的澎湖既有商品经济，又使用宋代钱币。元代，澎湖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朝廷特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等岛屿，这是我国在台湾诸岛屿上设立的第一个政权机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元末至正年间，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载：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问，坡垅相望，……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晋江县，至元问，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差科。”汪大渊的记载显示元代的澎湖经济发展喜人，不仅有农业、渔牧业；还有手工业，既能自织土布，又能“煮海为盐”；工商兴贩，来澎湖的商船由岁数十艘增加到“岁常数百艘”，还以纸币交纳海盐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澎湖早在宋代就进入货币经济的年代。

宋代因北方社会动荡，致使东南沿海居民渡海到台湾甚多。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原住民有差异，便自行建立大陆移民的生活区，主要集中于台南滨海一带，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有的也经商，必然携带在大陆使用的钱币进入台湾，在其生活区域内使用。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小琉球漫志》(朱仕玢著)载：“台地用钱，多赵宋时钱，

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钱贯之，长不盈尺，重不越二斤。”九年后，朱景英撰写《海东札记》又云：“相传初辟时，土中有掘出古钱千百瓮者，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时，家僮于笨港口海泥中得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可玩”。前者明确指出，台湾使用宋钱；后者两次记载出土古钱情景，第一次为“初辟时”。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界定的时限，下限为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因而“初辟时”可推定为明末清初以前，第二次出土是清乾隆年间，从其对出土古钱“深翠”的描绘，这数百枚古钱有可能是宋、明时期的钱。

从台湾早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整体考虑，原住民虽基本处于原始社会，未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早期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大约在10世纪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