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第一美男潘安一生史略

星梦创作 · 发表于 2021-8-27 09:56:01

英俊无比又才情洋溢，这样的帅哥才颠倒众生，才是NO.1。在中牟，潘岳的现代塑像高大洁白，丰满俊秀。

潘岳(公元247年-300年)，字安仁，俗称潘安，西晋文学家，祖籍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

潘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是个超级大帅哥。潘岳是河南人，这确实让外省的一些人感到意外，让河南人感到兴奋。河南历史上曾盛产美女，《诗经·郑风》有诗：“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美女像彩云那样绵连不绝，美丽多姿。潘岳的出现，佐证了河南也不乏美男子。作为美男子的符号，潘岳颠覆了河南人厚重而略带土气的形象；作为一种可利用资源，潘安的英俊多才多情以及命运的奇特，暗合了已渗透到所有人血液中的大众文化的游戏特质，最简单的贴标签利用，这个超级大帅哥可做“××大使”或什么“形象代言人”，较深层地对其发掘，可以看出一个古代人才因德才未能兼备而最终身败名裂。

潘岳生活的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文学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自然美与人格美同时被发现，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及精神的美，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在频繁残酷的改朝换代中，一批批或深具或深醉“自然美与人格美”的名士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当时第一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死于非命。在这份“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名单上，潘岳(即潘安)不是最耀眼的一位，却最为市井百姓熟知的一位。

千百年来，他已成为美男子符号，顽强地活在成语典故、诗词曲赋、古今小说中。也许从庙堂观点很难对其进行崇高评价，但从江湖、从民间观点来看，潘岳是一个应认真回眸重新图绘的形象。

潘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魏晋文学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说，潘岳非常复杂，是个矛盾集合体，历来对他评价有正负两面。从正面看，他很英俊很有才气，是西晋顶尖的文学家；政治方面也有一定才能；家庭生活注重伦理道德，孝母有名，对妻子专情，对亲朋感情真挚，人情味很浓。从负面看，他“性轻躁，趋势利”，在政治权势方面欲望过于强烈，有时赤裸裸地不择手段，当然这也是有他的时代背景的。

老百姓从这个复杂的潘岳中抽离出他最外在最耀眼的一点--英俊，将他抽象为一个美男子符号。我的疑问是，潘安之前之后，包括和他同一时期都有许多美男子，为什么只有他变成美男子符号，一说美男子就是“貌比潘安”？徐公持先生说，很多历史现象深具偶然性，但偶然里面又有必然。潘岳生逢其时，生在一个尚美时代，《世说新语》又把他写得非常突出，这本书开了头，以后影响就大。比方说到才子就讲才比子建，曹植成了代表也是因为谢灵运说了一句影响很大的话：天下之才有十斗，子建占了八斗，剩下两斗我和天下共分。

古今第一美男潘安：开园之时棠棣花放

在中牟县潘安故里游乐园一角，有潘安墓、纪念碑、纪念亭，全是1996年所建，秋雨中没有游人，那份诗意的凄清倒也同潘安合适。潘安墓后有丛生的茂盛棠棣树。

开园之时棠棣花放

魏晋时是盛产美男子的，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潘岳。

潘岳的名字怎么由潘安仁变成潘安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利锁说：这是古代的文章比如骈体文和诗歌，为了对仗押韵、省字造成的。民间也有一种说法是，潘岳(字安仁)因为其曾经侍奉中国历史上最丑最荒淫最无耻的皇后贾南风，德行操守实在当不起这个“仁”字，因此后人省略一字，乃有潘安之名。

中牟县史志办的王曜卿考证说，历代诗词中，首次使用“潘安”者是唐代杜甫的《花底》诗：“恐是潘安县，堪留卫?车。”卫?(公元285年-312年)是和潘岳同时代的另一个美男子，可以断定这里的“潘安”就是指潘岳；说唱文学里首次出现“潘安”这个名字的是唐代的《敦煌变文》；戏剧中使用“潘安”更晚。

潘岳，祖父名瑾，曾官安平太守。父亲名芘，曾官琅琊内史。少年时潘岳已很有名，“总角辩惠，乡邑称为奇童”。12岁便得到父亲好友杨肇的赏识，许以婚姻。成年后仕途不顺，一辈子没做过大官。54岁时在权力之争中被“夷三族”，悲剧收场。

2005年9月底，连绵秋雨中，我赶到潘安故里中牟县大潘庄。在中牟县潘安故里游乐园一角，有潘安墓、纪念碑、纪念亭，全是1996年所建，秋雨中没有游人，那份诗意的凄清倒也同潘安合适。潘安墓后有丛生的茂盛棠棣树，中牟县宣传部的张宏伟、史志办的王曜卿说，棠棣树本是清明时节开花，游乐园1996年10月1日开园，10月3日棠棣树突然开花，白色的花头一簇簇的，比春天开得都稠，当时非常轰动，民间传说把这事儿与潘安联系起来。“其实没啥可迷信的，应该是气候反常造成的。”

据《中牟县志》记载，在县城西北3里处有潘安墓，那里原是贾鲁河故道河堤南侧，因年深日久，历经多次黄河泛滥冲刷，墓室沉入河底，被冲成了两丈多深的大水潭。墓室是用青砖砌成，清末，村里有个叫潘龙蛟的武秀才，为寻墓中宝物，曾潜入水底，没找到什么宝物，只捞出一块一尺多长的石碑，碑上刻有“潘岳之墓”的字样。墓碑早已无存，我去看了看，现在那儿是中牟县粮校的一片房舍。

大潘庄老村民潘绍卿告诉记者：“过去我听父亲潘玉成说过，潘岳墓确实在村西北贾鲁河里，我父亲年轻时曾潜水站在墓顶上，手举一根一丈多长的芦苇，苇尖刚露出水面。他也从墓顶上掀掉过一块大青砖。”

关于潘岳墓，还有另一种说法，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的《潘岳系年考证》中说，潘岳父亲坟墓在巩县西南35里罗水流经处，潘岳本人也葬于此，潘岳在诗文中多次表示这个地方是他的归乡。记者联系巩县(今巩义市)方面，巩义市文管所的习延昭先生说，巩县是传统的交通要道，两京锁钥(指洛阳和开封)，潘岳同其父之墓在巩县芝田镇，那儿是罗水和漯水交汇处。现保留下来只有一座土冢，土冢没有打开过。因为没了碑记，不知是潘岳的还是他父亲的。

史载潘岳是被“夷三族”(父族、自身、儿子辈)，潘绍卿说，潘岳的哥哥--潘释的儿子潘伯武侥幸逃脱，族侄潘尼未被株连，大潘庄的人都是潘伯武和潘尼的后代。这一支里有人在晋末迁到广东新丰县，前些年又回来续写家谱。

唐朝《晋书》佐证了这个说法：“唯释子伯武逃难得免。而豹女与其母相抱号呼不可解，会诏原之。”活命的不但有潘伯武，还有他弟弟潘豹的媳妇和女儿。至于潘尼，他是潘岳的族侄而非亲侄，并且与潘安不是同一政治集团，按律也株连不到他。

据傅璇琮先生的说法，中牟是指潘岳的郡望，他童年随父在巩县，少年即到洛阳。潘岳在故里未留下啥遗迹，但中牟老百姓讲起他来还是眉飞色舞，充满自豪：长得漂亮得很，有才得很。

掷果盈车图

帅哥是这样炼成的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如实记载了魏晋南北朝的“原生态”：那会儿天天打打杀杀，谁都不能保证到明儿还活着。得，趁肩膀上还扛着脑袋，把世间美好快快享受。性情的放任，产生了对感观美的狂热追求。当时有狂人提出：“重美不重德。”稍缓和一点的观点是：以美为才德。所以《世说新语》上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尚美时代”，《世说新语》上甚至有专门的帅哥录--《容止》篇。帅哥录共39篇，记录了美男一大串：夏侯玄、嵇康、王衍、潘岳、夏侯湛…写最著名的“女人甜心”潘岳的，并不多，两篇。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后一则传奇是两美男一起出行，强强联手更具新闻效应，还演变出一个典故--连璧接茵(茵指车上的垫子)。前一则潘岳传奇也演变出两个典故--掷果盈车、挟弹少年。掷果盈车是说潘岳每次乘车出游，姑娘们不但围追堵截他，还争相向他丢水果，每每满载而归。

潘岳每次上街都能弄一车水果回来，自然惹人羡慕，还招惹出模仿秀来：“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则说这个丑男是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张载是被小孩子扔石头乱砸，左思则更惨，挨女人们一顿乱唾。张载和左思都是当时著名文人，他们搞的“东施效颦”男人版，让潘岳的名声更大了。

《世说新语》与潘岳相关的三则，写得实在精彩。用漫画式的夸张描绘、极具戏剧性的情节，以及对比突出人物的表达方式，刻画出一个极度难忘的美男，想不流传后世都难。有明星潜质加上成功炒作，潘岳变成“美男符号”，如徐公持先生所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按《世说新语》的说法，左思的错误似乎不在于他敢出游，长得丑也不能不出门呀，而在于他“效”潘安出游的方式--“挟弹”，手臂里挟着弹弓。

如果去晋唐文学世界里转悠，常常就会与挟着弹弓的少年劈面相遇，“掷果潘安”不过是这无数惊喜相逢中的一次而已。挟弹少年，潘安不是第一人，但是他创造了这么个美丽浪漫的典故。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中，尚武崇义的青年们纷纷挟着弹弓出场，弹弓成了塑造拥有高贵、华美、强悍气质一类理想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道具。从潘安的这个“行为艺术”来看，他的美并不像后世揣想的那样有浓重脂粉气息，还是既潇洒又阳光的。

潘安的故事中有一群“我为美狂”的妇女，她们围堵帅哥，唾弃丑男，用鲜明方式表达自己的澎湃激情，大异于传统女性的温顺贤良。这样对美如痴如醉的女“粉丝”，搁在现在，比谁都不差。现在的超女“粉丝”用手机选出她们喜欢的女歌手，西晋洛阳的女“粉丝”用水果选出她们热爱的男偶像。我很诧异西晋女子为何能够这样？河南大学的王利锁教授分析说，当时个性解放之风同样波及女性，女性因更具生活智慧而从容，更富远见卓识而优雅，她们更富于人性的光彩。

查阅《世说新语·贤媛》共32篇，里面有许多伶牙俐齿、聪颖无比、心胸气度才情都堪与异性分庭抗礼的女子，对美的崇拜在女性身上表现更为极端。看魏晋时的一个故事：桓温平定了蜀地，娶李势的妹妹作妾，桓温的妻子南康长公主听说后带领几十个婢女手握尖刀要去杀她。看到李势的妹妹头发长得铺在地上，肤色白得像玉一样耀眼，长公主丢了刀上前抱住她说：美女呀，我看见你也喜欢(见汝亦怜)，何况家里那个死老头子。

潘安故里的潘安纪念碑

谁是时代万人迷？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蓓蓓曾说，魏晋时期正如今天，进入一个解构的时代，汉朝四百年的秩序一夕崩解，各种惊世骇俗的现象出现，当时品评人物的眼光非常开放多元。

南开大学的罗宗强教授说，西晋士人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雅化，审美标准崇尚秀丽。

中国文化中的男性美，最初是崇尚壮伟的，魏晋之际，开始出现崇尚女性美的倾向，如何晏与曹植都敷粉。这种趋势到西晋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此时之美男子，都是洁白秀丽的。如潘岳、如裴楷，时人以为他们都是玉人；如王衍，他用手拿着白玉柄拂尘，手和白玉柄没有分别。有人去拜见王衍，看见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往另外的屋子一看，又看见了王诩和王澄，回去之后，他对人说：“今天到王衍家里去，满目都是琳琅珠玉。”一家子都是帅哥，这在当时是荣耀无比的事情；还有个卫?，长得太秀丽娇气，活活给人看死了。卫?整日调养，还是弱不胜衣。从豫章到建康，大家久闻他的容止美名，来一睹其风采的人围成一道道人墙。卫?本来就体弱多病，不堪其劳，最后成病而死。当时的人都说：“看杀卫?。”

在帅哥林立的魏晋，潘岳因诸多因素名声大噪，成为偶像中的偶像。春风得意的他是不是也招来许多无端的嫉恨呢？比如他的仕途极为不顺，徐公持先生评价他，“过于轻躁，露才扬自己，往往欲速则不达，缺少际遇”。由果推因，不无道理。

今日社会，比魏晋南北朝更开放多元。男性美的类别更趋丰富多样化，甚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所崇尚的男性美都是不一样的。社会的娱乐机制又创造出那么多种偶像，你很难评判哪一种偶像更美。阴柔如韩剧男星是美，阳刚如好莱坞肌肉男是美，冷酷、洒脱、智慧、幽默皆是美，成熟男人与阳光少年都是美。潘安作为男性美符号，他所体现的那种唇红齿白的清秀、偏于柔美多愁的文才风流，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当“貌比潘安”这个深深嵌入生活上千年的词语，在现代生活逐渐消失，代之以深沉、性感、酷、炫等五花八门的形容之后，潘安终于和我们渐行渐远。

帅哥如云的魏晋一朝，为什么只有潘岳变成了美男子的符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曾给记者一个答案。河北大学蒋剑云教授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潘岳一生对妻子非常专情，两人从订婚到完婚，经历了17年，之后感情极好。妻子死后他写的悼亡诗非常优秀，甚至开创了悼亡诗这个题材。爱情本是永久的话题，不朽的作品也促成了作者不朽的声名，这是他成为美男子符号的另一深层原因。

英俊无比又才情洋溢，这样的帅哥才颠倒众生，才是NO.1。在中牟，我见到潘岳的现代塑像，高大洁白，丰满俊秀。在大潘庄，我见到潘氏家谱中的潘岳图像，那样秀气的小嘴和细长眼睛，十分女相。在潘岳曾任县令的古河阳县(今孟州市)，见到现代人创作的潘岳植柏图，是个漂亮的乌纱官袍官员。对于复杂如潘岳者，图其貌或者易，画其心实则难。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说：“潘岳内心，保留着一块净土，以供他灵魂休憩之需。相应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一片光华璀璨的区域，所以不能以‘无行’一语对他的人品和文品的全部作简单概括。”

潘岳内心的净土，是孝母至诚，对妻专情，对亲朋情怀真挚。潘岳诗赋文皆擅，总体成就不小，但最重要的是他“首创悼亡诗题材”，是魏晋时期最出色的哀诔文章高手。哀诔文章加上哀情诗赋，构成其作品最有特色的部分，其创作个性和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方面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

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少负才名又漂亮无比的时代宠儿，为什么“爱与哀愁”充溢他的内心？好像全世界的痛苦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成了一个“我的心，不习惯幸福”的人。千载之后，仍然在文字中曲曲折折地向我们倾诉。

潘岳非常多情，有恩必报，笃于友情。

潘岳非常敏感，这是悲剧个性，从而决定了悲剧命运。“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以悼近。”像这样的悲哀是古代文人所共有的，而他的感受深挚已极难以排解。一方面他借助于众多的哀诔之辞宣泄，另一方面，内心痛苦太深重，以至于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人生更高的境界。因此他缺乏高远的理想，只顾眼前，但又不甘沉沦堕落，在内心里苦苦挣扎，生命对他逐渐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种惩罚。他在《西征赋》中悲叹：“我时时处处受拘束牵掣身不由己，就像浮萍蓬草一样被任意驱使，官位低下没有保障，说不定名节也随时毁灭，我就像破蛋壳里的鸟卵，巢将覆时的乳燕，心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潘岳的悲剧，在西晋不是特例。西晋是“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的乱世，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当时文人若要求得仕途上的发展和文学上的凭籍，不得不卷入贵族、豪门、权臣、悍将争斗漩涡中。士人群体为求自保，“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了一条既出世又入世、最省事、最实用而且也最安全的通道”，他们就这样走向大欢喜的人生，最后却走向了乱亡。

魏晋已远，留下潘岳活在他的美丽传说和泣血一样的文字中。

为母亲弃官回乡

《二十四孝》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我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有两种版本，故事有重叠也有相异。潘岳“弃官奉亲”的故事出现在其中一个版本中。故事中还附了一首赞诗：“弃官从母孝诚虔，归里牧羊兼种田。藉以承欢滋养母，复元欢乐事天年。”

“弃官奉亲”，史书所载确有其事，《晋书》云：“除长安令，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当时是公元296年，潘岳已经50岁了。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母亲重病他照例是要辞职侍亲的，朝廷也就顺势免除了他的博士头衔。

《二十四孝》故事里说，潘岳事亲至孝、恪尽孝道，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很多人争相向他学习。潘岳的父亲潘芘原任琅内史，虽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但养活家小还是绰绰有余的，潘岳到河阳任职后，母亲一直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潘芘去世后，潘岳就将母亲接到自己的任所侍奉。

后来，潘岳奉调任长安令，母亲一直跟着他生活。有一天，母亲偶染小恙，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很想回归故里颐养天年。潘岳得知母亲的心意后，随即决定满足母亲的愿望，送母亲回乡，跟随母亲回家奉养、以尽孝道。身为一县之父母官，总不能长期离开官署吧，思来想去，潘岳决定辞去官职，专司供养母亲之责。

一纸辞呈递交上司，上司再三挽留：“你是难得的好官，怎么忍心舍弃那么多百姓呢？再说你留任做官，能得到较多薪俸，可以使你的母亲生活得更好一些。”潘岳坚定地说：“我若是贪恋荣华富贵，不肯遵从母亲的意思，那算什么孝顺儿子呢？如果连孝顺自己的母亲都做不到，又何谈体谅百姓的疾苦，又怎么称得上一个好官呢？”上司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准许他辞官回乡了。

回到家乡后，他母亲的病好了，可是因为失去了俸禄，家里变得贫穷了，他就自己动手，耕田种菜，靠卖菜为生，每次卖菜回来，都要买些母亲爱吃的食物。他还在家里养了一群羊，每天挤羊奶给母亲喝，这就是他在《闲居赋》中所写的：“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在他精心护理下，母亲一直过着闲适的生活，安度着幸福的晚年。

这个故事中，有一个问题传说与史书有点出入，那就是潘岳辞的什么官？史书载其辞的是“博士”，传说中他辞的是“长安令”。还有一点，传说中说他回的故乡该是中牟县，而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反映出，他是从长安回到洛阳。

这一年对潘岳十分重要。潘岳一边写《闲居赋》侍候母亲，一边仍然热衷于在官场钻营。第二年秋冬，他已攀上贾谧这棵大树，成了著作郎。再三年后，潘岳54岁，贾谧集团垮台，潘岳被诛三族，母亲也被杀害。“弃官奉亲”的美丽故事这样黯淡收场，这真是人生的大讽刺。潘岳的母亲不是糊涂老太太，她曾反复告诫儿子“止足”，潘岳并未听从，潘岳死前才有所悔悟，只留下一句遗言：我对不起母亲。

为爱情写美丽哀愁

潘岳的妻子是杨肇的女儿，杨家在魏及晋初是名门望族，杨肇历任大将军参军、荆州刺史、折冲将军等职，封东武伯。潘岳12岁时即有“奇童”和“国士”之称，深得杨肇赏识，把长女许给了他。潘岳和妻子两人完婚约在公元275年，当时潘岳29岁。从订婚到完婚，两人经历了漫长的17年。之后两人长相厮守，直至公元298年杨氏卒于洛阳德宫里，当时潘岳52岁。

潘岳为爱情所做的诗不少。他19岁时写《内顾诗二首》，诗一：静居怀所欢，登城望四泽……漫漫三千里，迢迢远行客。驰情恋朱颜，寸阴过盈尺。夜愁极清晨，朝悲终日夕。山川信悠永，愿言良弗获。引领讯归云，沉思不可释。诗二：乐情既来追，我心亦还顾。形体隔不达，精爽交中咱。不见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见陵涧柏，岁寒守一度？无谓希见疏，在远分弥固！

这是潘岳在三千里外遥寄未婚妻的山盟海誓。从订婚到完婚，他们经历了漫长的17年，这对情侣做到了矢志不渝，这是非常动人的。对潘岳这个常被洛阳女子掷果盈车、萦手于道的大众偶像而言，如此专情，尤其不易。17年两地相思，正是婚后20多年和谐幸福生活的坚厚感情基础。也正因如此，丧妻之痛才被潘岳表现得空前摧心断肠。

潘岳悼念爱妻的诗赋文章，有《悼亡诗》三首、《杨氏七哀诗》、《悼亡赋》、《哀永逝文》六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潘岳创了一个纪录，“他最先创作了悼亡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因停不了的悲伤创作了最多也最感人的悼亡文学”。这是魏晋时代重情任情思潮下，潘岳用真情和才华写就的一束忧郁之花。这捧祭献亡妻的花束，是百结断肠缠绕而成，是碧血和泪凝结而成。对于失去妻子的诗人而言，写诗是心灵受重创后的一种自我修复，一种从危机中解救自己的手段。

他在《悼亡诗》中写道：“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眄枕席，长箪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夫妻永诀，触景皆情。诗中吸纳了民歌风，清新自然。

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在《西晋士人心态变化与玄学新义》中指出：“西晋纵欲之风大盛，士人社会存在一种寻欢作乐的浓烈气氛。道教养生术之一的房中术在当时上层社会十分流行，这给纵欲提供了理论根据，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借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潘岳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因稀少而显得越发可贵。

为魏晋写尽悲凉

南北朝时梁代钟嵘在《诗品》中将其诗列入上品，并说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潘岳的名字往往和陆机并列出现，同为西晋文学界NO.1。

潘岳的赋，今存20篇以上。当时最负盛名的赋，当是《西征赋》、《秋兴赋》这些大赋。其辞采之美，在西晋同类作品中都是很突出的。除此两赋外，尚有《藉田赋》、《闲居赋》、《笙赋》等，都是当时名作，嗣后皆为《昭明文选》收录，影响至大。《文心雕龙》评“魏晋之赋首”共八家，潘岳是其一。

必须能作赋，尤其是能作大赋，才能称得上“大才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观念，而大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能写出大赋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每个时代被公认为大才士的人总是寥寥无几。潘岳写了《西征赋》6000多字，是整个晋代篇幅最大的作品，左思的《三都赋》也不过3000多字。左思写《三都赋》花了十年工夫，虽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其艺术成就不能和《西征赋》比肩。陆机写赋力求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又力求最精警的语汇，写起大赋来十分吃力，总是写不成。他原本要写《三都赋》，让左思抢了去，终生遗憾。后来他的弟弟陆云不断劝他作《二京赋》，并建议他不妨参照《三都赋》，他一直写不出来，他的传世大赋只一篇《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巧而碎乱”，现在我们读读，确有逻辑不清、前后重复的毛病。只有潘岳写大赋从容不迫，如“锋发而韵流”，十分顺畅。

徐公持先生则说，潘岳的抒情小赋，其实有着更高的文学价值。其中佳者，还是一些宣泄私情之作。如《怀旧赋》、《悼亡赋》、《寡妇赋》等。对人生的不幸者充满同情哀悯。

“潘岳之文，以哀诔最为著名，仿佛汉末蔡邕。”哀诔文是实用性甚强的一种文体，潘岳写了很多，中间有不少讨好钻营的文字，写给皇帝公主皇女公卿什么的，连绵相续，可作一部西晋前期帝王权臣哀诔史来看。但他最出色的哀诔文，还是为亲友所撰诸作。如《阳城刘氏妹哀辞》。此为胞妹而作，开头即见精彩：“鸟鸣于柏，乌号于荆；徘徊踯躅，立闻其声。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长叫，痛我同生。”以比兴开篇，于诔体中实稀见，潘岳用之，令人“立闻”其哀号长叫之声，颇收振发奇效。

潘岳骨子里是个真诚的人，写东西作不了假。别的文章大家替别人作哀诔文这种应景文章，都是老一套轻车熟路，加上些词藻修饰，无泪装哭，很是做作。潘岳的哀辞，无论是王公将相亲属朋友，甚至孤女婴孩，都写得哀伤凄婉，沉痛之极。有些哀诔虽是代笔，可那里面的悲哀既是别人的，更是他自己的。正因为他对痛苦人生有透入骨髓的体验，所以他对人生痛苦才具有深广的同情，好像整个人生痛苦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史书上说潘岳“尤善哀诔之辞”，其奥秘大概就在这里。

潘岳和左思，是可以比照来看的。从先天条件来看，潘岳少负才名英俊无比，而左思绝丑，在矫情自饰的世人眼中，可能压根就没占据过什么位置。不仅洛阳群妪“乱唾之”，而且他的父亲也不重视他。陆机鄙称他是“伧父”，认为他是粗野、鄙贱、缺乏教养的人，陆云给哥哥写的信中虽提及“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对作者却以“世人”代称，连名字都懒得提起，轻视之至。这样的两个人，左思显然活得更郁闷，但偏是左思，“质胜于文，有正大浩然之气，笔力雄迈，陶乎汉魏”，形成“左思风力”。衔着金汤匙出生的时代宠儿潘岳，到头来变成了一个悲情作家，个人生活也是悲剧收场。

著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高占祥在文化部工作期间，敢为天下先，率先提出并实施了“德艺双馨”评选活动。他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面有“色艺双绝”和“色艺俱佳”的提法，他灵机一动，去掉“色”字，改成“德艺双馨”，可见影响深远的“德艺双馨”评选活动源自传统文化。

从“色艺双绝”到“德艺双馨”，背后是强烈的时代要求。这两个既老又新的概念套在潘岳身上，他是只做到了前者，而远远达不到咱文化部的评选标准，想做个当代楷模那是没戏了。在古代，虽然没有“德艺双馨”的说法，但元好问一句“文章宁复见为人”也算给潘岳定了性--文品与人品严重不统一。

后世评潘岳诗句，以元代大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之六最为有名：“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认为潘岳文品与人品严重不统一。

潘岳50岁时，辞官奉亲，在洛阳闲居。关起门来，潘岳清夜扪心，据案几而长叹：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苏州名园“拙政园”之名便源出于此)；出了门去，潘岳在权臣贾谧行经的大路上，远远地看到高车驷马扬起弥天弥地的尘土，马上低首垂目长拜下去。这样两幅堪作鲜明对比的场景，主角竟是同一人，难怪元好问会吃惊不已，欲不信又只能相信。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说，潘岳为人诟病的“拜路尘”、“构陷愍怀太子”等越出廉耻界限的行为，显示出他在权势方面欲望过于强烈，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来分析，潘岳所为在当时不是异端，也不是特例。

当时的士人群体，已找不到像嵇康那样执著认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人，也找不到像阮籍那样在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中依违避就内心极端苦闷的士人。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婴世务结合起来，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

这种士人群体的集体道德堕落(即“士无特操”)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说，西晋一朝的建立，借助于不义的残暴手段。建立之后，没有一个有力的维护朝纲的思想原则。混乱的政风导致混乱的政局，也就是“政失准的”导致“士无特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代诗人北岛的诗可以注解那个时代。当我们将潘岳和嵇康作比时，两人情怀高下仍然显示出云泥之别。潘岳的个人行为不值得肯定，但由他可透视出西晋文人的历史处境。其实任何时代的文人都是时代造成的，一旦历史出现循环重复，潘岳式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这也是我们今天对潘岳不觉得陌生的原因。

河大文学院教授王利锁说，潘岳的现实意义是警示现代的文人，在一个浮躁的动荡的社会里，该如何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而潘岳，是个没有守住的人。

“卷入党争”泥足深陷

潘岳投身政治，是由他的家世和社会关系所决定。潘氏一门，自汉末到西晋没做过显宦，约属于中级门阀，但以文学名世，被一些高门世族看重。潘岳的岳父杨肇一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看重潘家名声同其联姻。

门阀士族社会是非常看重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婚宦关系的，潘岳入仕，势所必然。潘岳一开始投身于权臣贾充门下，贾充死后，又依附于煊赫一时的杨骏。“骏败亡”，他侥幸获免，又以贾氏故吏的身份投靠“权过人主”的贾谧。

贾充在司马氏篡权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曹魏皇帝曹髦就是他指挥杀害的。晋朝建立后他将女儿贾南风嫁给了晋武帝的傻儿子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力保司马衷太子地位，为日后贾皇后和贾谧把持朝政埋下伏笔。

潘岳在50岁时在《闲居赋》中总结自己做官经历：从二十岁到四十多岁，曾八次调换工作岗位，一次提升官阶，两次被撤职，一次被除名，一次是自己没有就任，三次被外放。一直在六七品的小官位上徘徊。一个“才名冠世”的世族子弟，为什么这样坎坷呢？

潘岳少为“奇童”，22岁写《藉田赋》声名大噪。藉田是一种昭示“以农为本”的国家大典，目的是起到“劝农”的示范作用。潘岳这篇赋不但舆论叫好，皇帝也读得舒服。这一来倒坏菜了，《晋书》中说潘岳才名太盛，遭到众人嫉妒，从而长期沉沦下僚。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潘岳坚定地站在贾充一边，而贾充因种种考虑并未重用他。在此期间他的岳父杨家也开始衰微，给潘岳使不上劲了。

才高名大长期沉沦下僚，潘岳心情焦虑，32岁已长出白发。这一年秋天，他挥笔写下著名的《秋兴赋》，抒发他长期忍受压制的抑郁凄凉心境。

公元296年，潘岳50岁了，他写《闲居赋》，总结不如意的前半生，他找出自己仕途失败的原因是“拙”，他决定弃“拙”取“巧”，择木而栖，他选择贾谧作为遮天蔽日的大树。“大树之下好乘凉”，他很快升了著作郎，从著作郎转散骑常侍，迁给事黄门侍郎，他为贾谧做诗赠陆机，为贾谧讲汉书，愈益成为皇帝和贾谧的亲信。这时候就有了“拜路尘”一事。设想如果潘岳城府很深，他大概讲究一下对贾谧感恩戴德的方式和限度，但因他不善掩饰情感，缺乏政治智慧，表现得就很过火和拙劣。

公元299年，潘岳53岁。这年年底，发生了一桩很大的事：愍怀太子被废为庶人。愍怀太子非贾皇后亲生，对贾后、贾谧专权深为不满，一旦太子即位，贾家很可能有灭顶之灾，所以贾皇后、贾谧处心积虑要废掉他。

据《晋书·愍怀太子传》载，一天，贾后谎称皇帝患病，传太子入朝。太子来到后被领到一处别室，一个婢女端上酒枣，说是皇帝赐的，逼太子喝得大醉。这时又一个婢女捧来纸笔和一张草书文稿，让太子抄写下来。文稿模仿祈祷神灵的文体风格和太子平常流露的心意：“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文稿制造者，就是潘岳。太子因此被废。

这件事是潘岳一生最大的污点，但考虑一下事件的时代背景仍然可以理解。这一事件发生时，另一个大名士王衍是怎样做的呢？王衍的长女嫁给贾谧，小女惠风嫁给愍怀太子，太子倒霉，王衍马上逼女儿与太子离婚。太子被贾皇后囚禁后，曾想方设法给惠风捎了一封信，讲了事情真相。王衍拿到这封信，如果能马上上奏皇帝，太子之冤可伸。但王衍隐匿不报，太子终于被杀。

“白首同归”愧对母亲

晋惠帝年间，国家政治形势迅速恶化，西晋王朝像堆干柴，只等一把烈火把它烧毁。废太子事件成了点燃这堆干柴的导火索，火势迅速蔓延，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杀，史称“八王之乱”，接着是“内附”的少数民族纷纷作乱和边外少数民族纷纷进入，北方陷入持续动乱，中国从此陷入了三百年的南北分裂状态。

太子被废不到四个月，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发动军事政变，矫诏废贾皇后为庶人，诛杀贾谧及其党羽数十人。司马伦入朝执政，自封为相国，此时司马伦所最倚重的人是孙秀。

孙秀在琅琊任杂役小吏时曾服侍过潘岳，潘岳很讨厌他的为人，多次羞辱他。后来孙秀投靠司马伦，任中书令，掌握生杀之权。小人得志往往极其残忍，孙秀之手，曾杀人无数。潘岳内心十分恐惧，有一天，他在朝中碰到了中书令孙秀，试探着以讨好的语气问：“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孙秀回答：“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八个字让潘岳不寒而栗。

潘岳怀着一丝侥幸，没有选择立刻离开朝廷。除了不愿离开，可能还有不敢的成分。这一做法又一次暴露了他极其缺乏政治智慧。他的族侄潘尼和他同样趋附贾谧，这时回家装病，躲过司马伦和孙秀后，官位反而更加显达了。

政变三四个月后，潘岳就被孙秀以谋反罪夷三族。同样遭到政治清洗的还有曾和潘岳一起对贾谧“望尘拜”的石崇。石崇被杀，除了他也是贾谧集团的人，还因为孙秀曾要石崇把爱妾绿珠送给他，石崇说，要谁都可以，就绿珠不行。不久，石崇就被孙秀杀掉了，绿珠不负石崇所爱，石崇被收捕之时，坠楼殉情。

潘岳平日在官场趋炎附势，他的母亲不断告诫他：“安仁，你当知足，怎能趋附不已呢？”当他被绑赴刑场与母亲诀别，潘岳说：“负阿母！”

行刑时石崇先到刑场，一会儿潘岳也被押到。史书留下了二人临终前的简短对话。一种说法是：石崇见到潘岳很吃惊地问：“天下杀英雄，干你什么事？”潘岳回答：“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石崇是西晋大司马石苞的儿子，财雄势大，以天下英雄自居，潘岳在他眼中是一位柔弱文友，怎么能陪英雄同死呢？

另一种说法是：石崇问：“安仁，怎么还有你呢？”潘岳回答：“这可真是‘白首同所归’了。”

数年前潘岳曾赠诗给石崇，诗中有几句是：“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这最后一句竟成为预示二人命运的谶语，所以潘岳这样回答。

潘岳是作为乱臣贼子被杀的，司马伦当政时期，无人敢正式安葬他。第二年四月，齐王司马起兵诛杀司马伦、孙秀等，侄子潘尼才将潘岳安葬在潘墓旁，并立起墓碑，碑上的刻字是：“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墓”。

“二十四友”毁誉参半

潘岳被人诟病趋附贾谧的还有一个“铁证”，他是依附贾谧的“二十四友”之首。

“二十四友”者，贾谧之友也。贾谧专权时期，他开阁延宾，终日门庭若市。他爱好文学，俨然以文学提倡者自居。“二十四友”中多文学之士，如潘岳、陆机、陆云、左思、挚虞、刘琨、欧阳建、石崇等，几乎占当时文坛泰半。

“二十四友”历史记载不少，但近世文学十分忽略，偶有提及也是简单否定。徐公持先生说：“这是一重要文学集团，甚至可说是西晋文坛的一个缩影。”

“二十四友”在道德人伦方面是不值得赞美的，“二十四友”攀附贾谧的目的很明确，追求政治上的发达。这批人以“贵游豪戚浮竞之徒”组成，出生背景一致，人生态度也有共同点。这些人集体“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潘岳、石崇曾“望尘拜”，左思，刘舆、刘琨兄弟，陆机、陆云兄弟在这个集团中的具体作为，也有无行污点。如陆机赠诗称颂贾谧，连生前恶行昭彰的贾充也被他歌颂一番。

但从文学角度视之，“二十四友”是个精力旺盛、创作丰富的文学群体，他们的存诗占了西晋文士诗歌的一半，“二十四友”还常有“金谷雅集”之类的文学活动。“金谷雅集”是西晋文学的一代盛事。金谷别庐是石崇的一处别墅，在金水边上，沿山之高下，有竹柏果木近万株，有高台飞阁，池沼田园，别墅中还备有伎乐，既可纵情于山水之中，享弋钓之乐，又可以诗酒宴饮，极人间之欢娱。“金谷雅集”发生在公元296年，石崇为送王诩前往长安而召集的一次聚会，三十个人(“二十四友”中大部分人都参与了)昼夜宴饮，游遍金谷别墅，赋诗编成《金谷集》，诗集已佚，留下来的只有潘岳一首，还有残句一。

“金谷雅集”的直接成果未必有很高价值，但作为当时主要文学人士都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活动，它是西晋一代文学繁盛的象征。一直到东晋，王羲之还因为有人把他的《兰亭序》比美于石崇的《金谷诗叙》，拿他比石崇，感到特别高兴。

潘岳在官场上“躁竞不已”，在后期因过分追逐名位势利而导致人格沦落。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要求而言，潘岳是失败的。即便如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仍有瞬间辉煌，这就是秉政河阳时期。

“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

在google里键入“人才”一词，会有800多万条信息出现。潘岳是官场上屡被PK掉的人，但他是个人才，终其一生，一直未能拥有尽情施展的舞台。

潘岳祖父名谨，在汉末和曹魏时曾为安平太守；父亲名，曾任琅琊内史；叔父潘勖，汉末为尚书右丞，汉献帝要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发表《册魏公九锡文》，就出自潘勖的手笔；从兄弟潘满，以才学品行为人称道，曾为平原内史；族侄潘尼，与潘岳年龄相近，也与潘岳一样，以文学才能而知名。

潘岳家属于中级门阀，自汉末到西晋，都以文学名世。潘岳是很以自己的家庭为自豪的，他曾写过一篇《家风诗》，颂扬自家的光荣传统。大抵潘家在玄学盛行、崇尚放达的风气中，仍注重谨守儒学，保持较为严正的家风。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说，潘岳因家庭的关系，有一定政治理想，在治理方面也有一定才能，当过两任县令，颇有政绩。

潘岳在河阳县当县令时，政绩尤为突出。2005年10月，记者在洛阳市吉利区(原河阳县县衙所在地)寻访潘岳在此为官的遗迹时，69岁的原冶戌村村支书郭法元说，潘岳是古代河阳县最好的一任县令。

潘岳在河阳何为？史书上简单一句：“频宰二邑，勤于政绩。”在今日河阳故地，潘岳故事繁多美好，历史坚硬的真实像桃核，里面包裹着丰富渲染夸大的丰满果肉。花果满县，浇花息讼，浇花井显情意，转枝柏见人心。这儿的老百姓千百载情真意切地歌颂着他，一厢情愿地偏爱着他。

民间话语和权力话语在潘岳身上明显对立，我疑惑了：是后者有意遮蔽了前者吗？民间的东西对历史是不是一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呢？

郑州大学俞绍初教授告诉记者：同一个人，民间话语和权力话语评价不一甚至对立是正常的。比如曹操，民间贬低其人，而正史则说其很有作为。历史人物常评常新，常因时代需要不同而变。他在正史上的评判会变，民间的评判也会变。

造化弄人，潘岳耗尽心力奔竞于官场，留的是千古骂名。他在河阳县当县令时，是因写“政治童谣”被撵出洛阳外放，心情是十分郁闷的，深感远大抱负无从施展，他写的《在河阳作》两诗也说了不少牢骚话，却不想千载之后会因在此地不经意的施为留下职场唯一亮点。若潘岳泉下有知，当会哭笑不得吧。

“浇花息讼”河阳花桃李茂盛

潘岳在河阳县(今洛阳吉利区)留下的最有名传说就是“河阳一县花”。

2005年10月10日，记者到达洛阳市吉利区。吉利区是洛阳市的“飞地”，和市区中间隔着一个孟津县。吉利区人口很少，街道宽阔整洁，一街两行的滦树满树艳红，花叶不分。我在街上慢慢走着，想着潘岳“河阳一县花”的盛况，秀美当是比今更盛？

史书记载，潘岳是因一个拙劣的政治小动作被赶到河阳的。公元278年，潘岳32岁，沉沦下僚，心情郁闷，白发早生。

有一天，宫中阁道旁柱子上突然出现了一首童谣：“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揩，和峤刺促不得休。”童谣把位高权重的老臣山涛比做一头套在车上的“大牛”，王济在前边给它上套，裴揩在后边给他上套，和峤更是跑前跑后，忙个不休。意思是这三人表面上逢迎山涛，实际控制了山涛。这是潘岳写的，他因此被赶出朝廷，外放到河阳做县令。

徐公持先生说：这几个人都是贾充的政敌，历史上并无很大劣迹，潘岳写这个东西有点诽谤。潘岳自22岁作《藉田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栖迟，他认为这些人压制了自己，既焦急又愤怒，做得有点过火。

不管怎么样，潘岳被撵到了河阳。相传潘岳到了河阳，看见这里南临黄河，北靠邙山，中间是一片平川沃野，地方不错，就是老百姓太穷，怎么办呢？他想起古人治世格言：“五谷宜其地，六畜宜其家，瓜瓠荤菜，百果俱备，此乃县之福矣。”根据半丘陵地区十年九旱的特点，他开始号召百姓广种桃李，绿化荒山。

潘岳为了把施政方针深入贯彻下去，想方设法搞宣传。正月里官衙门口唱大戏，潘岳让人在台下放风筝，风筝上挂着标语，上写着“广种桃李”。这个细节是原冶戌村村支书郭法元讲给我听的，有点太现代味了。但可以想见，潘岳一定想了不少办法。

潘岳自幼爱美成癖，他在治理山水时，还引领百姓在道路两旁、田间地头、农家小院等地方，也栽上桃李和花卉。每逢春天到来，河阳县境内绿满山川花满园。每到秋来，累累的硕果为老百姓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潘岳也被百姓们戏称为“花县令”。河阳县就此有了“河阳满县桃”和“河阳一县花”的美名。

为整治民风，潘岳还巧用“浇花息讼”。他在自己的花园里栽上一行行桃李，又在园内挖了一口浇花井。每天办完公事，他就到花园里自己提水浇花。为处理民间斗殴吵架的官司，他专门做了十几只尖底大水桶放在大堂上。

有一次两家邻居因小事大打出手，闹上公堂。潘岳先给原告一只尖底水桶，给被告一根扁担，一条井绳，让两人去花园浇花。起初两人磕磕绊绊，极不配合。但衙役在一旁监督着，他们也只得互相协作。两个人一人汲水，一人穿杠，统一上肩，一致行动。累了半天终于把花浇完了。这时两人也没火气了，互相看看，都一脸愧色。再回到大堂上，潘岳问：“官司还打吗？”二人都说不打了。潘岳看他们都没了火气，才开始公平合理划分了责任，做了公正裁决。

后来，河阳百姓为不忘潘县令恩德，便把潘岳花园旁的一个小村改名为“花园头”，把花园里那口“浇花井”改称“潘安井”。

2005年10月11日，我到洛阳市吉利区寻访潘岳遗迹。原冶戌村村支书郭法元带我去找“浇花井”。在园头村的一片已收割过的田地中间，郭法元就地用脚画了个圈：“就这，原本是双辘轳，直径一米三四的大井。”这片田地原是园头村村址，井就在村中间。黄河涨水园头村多次被淹，水位最高能涨到房檐高，园头村后来就向西北方向全村搬迁。村址成了田地，1958年黄河涨水淤泥把井淤上了。

郭法元说，井旁边原本有石碑，上刻着“浇花井”三个大字，背面刻着篆字，看不懂。后来石碑也找不着了。

美男潘安：“栽树立誓”转枝柏至今青葱

这棵柏树大部分枝条都光秃无叶，只有东南一枝枝叶茂密。据传说，这棵树轮换生叶，人们给它起名“转枝柏”。

“栽树立誓”转枝柏至今青葱

郭法元说，从浇花井原址，向西南1.5公里就是冶戌村。村南有棵转枝柏，这株转枝柏，也是和潘岳大有关系的东西。

我寻到冶戌村南，果见一棵老柏树生长在崖壁上。树身有三丈多高，有两搂粗，树身向南倾，根部裸露粗壮，树干回旋，条纹万状。

这棵柏树大部分枝条都光秃无叶，只有东南一枝枝叶茂密。据传说，这棵树轮换生叶，人们给它起名“转枝柏”。柏树每隔六十年，有一方枝叶败落，接着另一方枝杈泛青，生出绿叶。郭法元说，这棵树一千七百多年了，总是一枝活，别枝昏昏欲睡，从没有全树都枝繁叶茂过。

转枝柏生长的地方，相传是潘岳官衙所在地，除了这棵长寿的柏树，官衙别的遗存都没有了。我站在转枝柏下，看到柏树根上拴着许多红丝线，柏树枝上系着红灯笼和褪色的红绸。52岁的村民陈二妞介绍说，红丝线是“拜干娘”的，红灯笼是还愿的。柏树灵气大得很，百里外的人都来“拜干娘”。“柏树转枝说是一甲子一转，其实不到一甲子。我10岁时最西头那枝是绿的，现在转到东南那枝了。”

据郭法元的分析，柏树转枝可能跟树根有关。树根可能有部分死了，部分未死的根部往上输送养分时，时有改变方向。

相传潘岳治理河阳十分出色，老百姓对潘岳十分拥戴。有数位老翁受众乡亲之托，献翠柏一株，并附五言诗一首：“根深枝叶翠，河阳百姓心，岁岁盼峥嵘，代代留芳馨。”潘岳看罢大喜，挥锨挖坑，浇水施肥，将翠柏植于官衙前面，并在柏树前立誓必做清官。

潘岳“栽树立誓”的事传遍全县，老百姓人人拍手称赞，城里居民每逢从衙门前过，都要给小柏树浇点水，非常爱惜它。此柏长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潘岳后来到江苏任职，后几任县令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此柏气愤萎黄，因为思念潘岳，唯东南一枝翠绿。后潘岳又升任洛都黄门侍郎，翠枝移南，自此留下六十花甲转枝奇观。

还有传说此柏常夜半拔地而起，呼呼生风，飞奔河南与情树幽会，五更复原。寺庙长老恐其久恋不归，以石击干成坑，并用铁钉数枚钉干身下固定。翠柏终日思伴，久之成斜身。现在还向南边斜着身子。

“清官浊官”潘黄门理政勤恳

潘岳在河阳县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认识了寒士公孙宏。公孙宏是谯郡人，因贫穷孤苦，到河阳给人种地。他有音乐和文学才能，潘岳很赏识，诚心帮助、提携他。后来公孙宏投靠楚王司马玮，成为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并在一次党争中救了潘岳的命，但潘岳还是死在他在琅琊得罪的孙秀手中。

潘岳在河阳县干了四年，没有调回朝廷，又转为怀县令，一干又是四年，这么漫长的等待，出乎他当初的意料，他写下了《在怀县作》诗二首，表达了独处小县的寂寞，表示出对京师的依恋。虽然他说要谨守职分，但他在怀县任上，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客栈管理存在不少问题，人们以“逆旅”的设置是“逐末废农”，造成藏污纳垢、“败乱法度”的后果，认为应当废除。潘岳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指出“逆旅”的设置有利于商贾往来，主张加以整顿，而非全盘否决。潘岳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有所不同，应该讲，其眼光有独特之处。

潘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被调回朝廷，任尚书度支郎，后迁为廷尉评。

潘岳身上的名士习气似乎不多。当时官场上官分清浊，所说的“清官”，是指那些位高权重又很少日常杂务的官，还有官位不高但尊贵并易升迁的官；“浊官”是日常事务多的官。高级世族垄断了“清官”名额，贵族名士即使做了“浊官”，也以不喜欢或不亲自处理日常公务相标榜。潘岳大部分时间做的都是“浊官”。县令也是比较忙的“浊官”，这次调回朝廷，做的度支郎是财政官，廷尉评是司法官，都是事务官。

任度支郎时，中央工程部挖地基挖出了一把古尺，尚书郎挚虞上奏，现行的尺度比古尺长，应以古尺为准。潘岳和挚虞辩驳，说以为现行尺度习用已久，不宜再改，挚虞未免迂腐。潘岳的意见是更切合实际的。

可别小看了潘岳的这点作为，西晋的士人群体，为求保全自己“在行为上是不婴世务，在职而不尽责”。正像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说的：“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全国性空前的腐烂。”包括竹林七贤入晋者，也多有这种心态。向秀入晋后，“在官不任职”，不干活。阮咸也是天天只知道和亲友弦歌酣宴，比较起来，潘岳还是踏踏实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再说潘岳的族侄潘尼，也是位自全心态的典型人物。潘岳与潘尼，虽是叔侄，但“义同诸父，好同朋友”，而且，俱以文章名世，官场之上，两人表现迥异。诸王争权，朝廷风云变幻，潘尼位居显要，既不赞成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既不树立什么，也不废除什么，“从容而已”。罗宗强教授说，他的“从容和忧虞不及”，不过是在职而不尽责，于国之安危毫不系念的一种婉转说法而已。潘尼有一篇《安身论》，开头便是“盖崇德莫大乎安身”，说安身自保是士人首要大事。

明末清流张溥在研究了潘岳和潘尼的生平和创作后，对二人生前命运和身后声名的巨大反差深感不平，感叹万分地发议论说：存没异路，荣辱天壤。逃死须臾之间，垂声三王之际。至今诵《闲居》者，笑黄门之乾没，读《安身》者，重太常之居正。人物短长，亦悬祸福，泉下嘿嘿，乌谁雌雄？即有不平，更能收召魂魄、抗眉而争列哉！